于谦，这位在大明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人物，其一生宛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，充满了传奇色彩与动人心弦的故事。

  先看他的年少时光，于谦诞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的一个家族，虽家族世代为官，可到了父亲这辈却选择了隐居杭州。于谦出生前，那奇妙的梦兆仿佛就注定了他不凡的一生。父亲梦到文天祥转世投胎做自家子嗣，这般神秘的预示，像是给于谦的人生早早地披上了一层光辉的外衣。

  于谦自幼便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聪慧与志向。六岁时，在凤凰台应对叔叔的对联考验，他脱口而出“今朝同上凤凰台”，下联“他日独占麒麟阁”更是彰显了他那远大的政治抱负，小小年纪就已怀揣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，这般豪情，在孩童中实属罕见。十岁骑马拜年时遭遇巡案，面对质问，他镇定自若，以“良骥遇上进而难收，正望前程”回应，而后那精彩的对联“红衣儿骑马过桥”对“赤帝子斩蛇当道”，更是让巡案惊叹不已，当场赏银十两。这一系列的经历，无疑都在诉说着于谦自幼便具备的非凡才情与胆识。

  然而，于谦的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十七岁乡试落榜，可这并未打击到他，反而激起了他更加勤奋刻苦的斗志。他闭门谢客，全身心投入到苦读之中。在此期间，那山中的石灰竟成了他灵感的源泉，一首《石灰吟》横空出世。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这首诗不单单是于谦对石灰制作的步骤的生动描绘，更是他内心坚守廉洁、不畏艰难、追求高洁品质的真实写照。

  二十三岁考中举人后，于谦进京参加会试，主考官杨士奇对他极为欣赏，让他以会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殿试。可在殿试中，于谦却因直言不讳地指出朝廷诸多弊病，当面斥责皇帝政绩，引起了朱棣的不满，最终成绩不佳，仅为三甲第九十二名，未能进入翰林院，只能前往湖广出任地方官。但即便如此，于谦在地方任上依旧尽心尽力，处理军民纠纷时，他总能秉持公正，以理服人；安抚少数民族，他带着真诚与善意，让当地民众感受到朝廷的关怀；犒劳官军，他更是慷慨大方，毫不吝啬。他以廉政奉公闻名遐迩，在湖广这片土地上，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威望。

  再说到宣德元年的汉王朱高煦叛乱一事。朱高煦战功赫赫，又曾救过朱棣性命，朱棣那句让太子朱高炽好好辅佐他的话，竟让朱高煦心生谋反之意。朱瞻基继位后，朱高煦发动叛乱。于谦随朱瞻基出征讨伐，在朱瞻基击败朱高煦后，于谦当众激昂陈词，历数其罪行，那气势、那言辞，将朱高煦贬为庶人，于谦也因此声名远扬，得到了杨荣的推荐，回京后成为巡按。

  于谦在江西任职期间，更是干出了一番大事业。他致力于清理陈年冤案，不辞辛劳地走访民间，进一步探索每一个案件的来龙去脉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数百人得以雪冤，那些被冤屈多年的百姓终于迎来了正义的曙光。而调查匪患根源时，他察觉缺陷指向了当地盐商和宁王府。要知道，面对宁王府这样的权势，一般人恐怕避之不及，可于谦却毫不畏惧，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勇气，在获得内阁和皇帝支持后，毅然逮捕了王府的不法之徒，让江西恢复了平静。当地百姓感恩戴德，为他修建祠堂，这祠堂不单单是一座建筑，更是于谦在江西功绩的见证，是百姓对他的崇敬与爱戴的具体体现。

  朱瞻基看到于谦的这些功绩后，将他提拔为从二品兵部侍郎，巡抚山西、河南两地。此时的于谦，肩负起了更重的责任，他所管辖的区域面积广阔，人口众多。宣德五年，于谦成为明朝首批正式任命的巡抚，当时巡抚制度尚不完善，他便在两地之间奔波忙碌。宣德六年，山西、河南发生饥荒，于谦上奏朝廷，宣宗拨银三十万两。面对如此严峻的灾情，于谦积极协调各方，他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，及时救灾，使得数百万民众得以活命。

  此后，他更是着眼未来，储备粮食、药材，治理黄河、修建堤坝、消灭黄灾、建立药局、疏通运河、清理冤案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当地百姓的福祉，都是为了让这片土地更加繁荣昌盛。同时，他作为兵部侍郎，时刻关注边防，发现大同军户问题后，上奏朝廷加强边关武将监管，设立大同巡抚，收回军屯田，他在当地备受敬畏，成为了百姓心中的守护神，也是朝廷边防的重要守护者。

  正统五年，杨荣离世，杨士奇因儿子问题居家不出，于谦在中央失去了依仗。而此时，皇帝宠幸太监王振，王振掌权后败坏朝纲，每年地方大员进京朝拜都需送礼，可于谦却坚守廉洁，不送分毫，还写诗表明心迹，这无疑是公然与王振作对，王振自然是怀恨在心，构陷于谦，将他关进刑部大牢并判死罪。但于谦的清正廉洁早已深入人心，当地百姓和襄王、周王纷纷上书求情，王振迫于压力释放了于谦。于谦继续巡抚两地，前后长达十八年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他经历了诸多家庭变故，三十八岁时儿子夭折，四十八岁夫人病逝，正统十二年老父亲去世，他想回家守孝却未获朝廷允许，次年母亲去世，同样不得回乡。这些家庭的不幸，并没有让于谦在工作上有丝毫懈怠，他依然坚守岗位，为百姓谋福祉，为国家守边防。

  重点来看看土木堡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。正统十四年八月，土木堡之变爆发，英宗朱祁镇战败被俘，消息传回京城，朝廷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在这危急时刻，于谦坚决反对南迁，他激昂陈词：“主张南迁者，可斩！”他以南宋为鉴，强调都城乃国家根本，不可轻易放弃。于谦的这一表态，无疑是给慌乱中的朝廷打了一针镇静剂，他的气场镇住了众人。随后成王朱祁钰监国，于谦升任兵部尚书，统领军务，成为明朝政治中心人物。他下达第一道军令，征调各地兵马入京备战。

  在这一系列复杂的局势下，于谦面临着诸多棘手问题。皇帝被俘，孙太后与成王朱祁钰势力各怀鬼胎，孙太后想立朱祁钰为帝，同时写信请朱祁镇的弟弟入京继位，还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，以确保自身权力。于谦为稳定局势，与胡滢、王直、高谷等人商议后，面见孙太后，以国家无主、太子年幼且外敌当前为由，请求立朱祁钰为帝，孙太后最终同意。然而，朱祁钰起初拒绝称帝，于谦上门劝说，强调他称帝是为江山社稷，且局势危急，不称帝无法服众，朱祁钰最终在九月六日登基称帝，年号景泰。

  于谦领导明朝备战期间，也先挟持朱祁镇进攻。最初按于谦设想进攻大同，但因太监喜明提供情报，得知有条小路可绕过大同攻打紫荆关，于是改变策略。紫荆关被袭击后失守，于谦调兵准备与蒙古军决战。北京保卫战前，明军内部在决战策略上产生分歧，石亨主张坚守城墙以逸待劳，于谦则认为应全军开出九门背城决战，让蒙古军看到明军死战决心。最终，于谦的做法得到了采纳。

  于谦部署九门防务，将主力集中在西面和北面四门，南侧由都指挥李端等指挥备曹军守备，东侧由广宁伯刘安等领兵守备并负责机动侧应，西侧由刘巨等领兵守备，北侧由都督陶锦领兵守备，于谦与石亨坐镇德胜门指挥全军，孙镗率三千营游击支援，范广率神机营和步兵混成部队待机而动。一切部署完毕，于谦将兵部事务交付给吴宁，自己与石亨率部出城，传令关闭九门，并下达死命令：“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，斩其将军；不顾将退者，后退斩前。”

  十月十一日，北京保卫战打响。也先先锋部队试探性攻击西直门，被守军击退。蒙古军强攻无果后，也先亲自率领侦察部队分析明军防守布局，制定战术，以一万弓箭手牵制于谦主力于德胜门，亲率三万人马重点攻击西直门。于谦在德胜门指挥作战，面对蒙古骑兵的拉扯战术，他指挥部队架起大盾组成龟阵推进，下令大炮火力全开。激战中，明军虽占据数量优势但速度不及蒙古军，且神机营精锐多战死土木堡，炮击虽猛但蒙古骑兵损失不大。

  关键时刻，于谦设计将蒙古骑兵主力牵制，使其与后方脱节，随后西直门守军副总兵五星都督王靖率步兵冲锋，逼退蒙古军主力。但明军随后出现轻敌冒进和混乱，五星阵亡，军队大乱，关键时刻百姓登上屋顶用石头瓦片攻击蒙古军，为明军争取了时间。此时，孙镗率领的三千营赶到，与蒙古军展开激战，整体上明军仍处劣势。关键时刻，于谦部署在城外北侧的神机营在范广率领下伏击蒙古军，石亨也率步兵赶到，蒙古军陷入包围，博罗战死，也先最终下令撤军，明军取得胜利。

  北京保卫战的胜利，对于明朝来说意义重大，于谦力挽狂澜，拯救明朝于危亡之中。战后论功行赏，石亨被封武清侯成为武勋贵族集团核心领袖，于谦加官从一品少保，他却不在乎，认为臣子应尽心竭力，不应邀功。石亨为于谦争取更多封赏，于谦拒绝并批评石亨，主动疏远他，认为国家多事之秋不应因私废公，此举避免了结党嫌疑，但也使儿子失去封官机会。

  再看景泰元年三月的情况，大同奏报抓了瓦剌探子，于谦不同意议和，他指出京城一战将士牺牲众多，尸骨未寒，不应与瓦剌议和，且瓦剌此举是政治讹诈，此前皇后已送宝物，不应再妥协。于谦计划锄奸，密信郭登杀叛徒喜宁，郭登通过蒙古将领把成任务。同时，蒙古内部出现问题，托托布花主张送还朱祁镇，多次派使臣议和，于谦与大臣商议后，利用此机会分化蒙古，与托托布华等人把酒言欢，晾着也先派来的使臣，在明朝的策略下，双方拉扯近两个月，也先最终发现继续扣押朱祁镇无意义，准备送还。于谦主张接回朱祁镇，他认为这是天意，虽有风险但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，朱祁钰在于谦劝说下同意。八月，朱祁镇回到紫禁城，被囚禁南宫。

  英宗还朝后，于谦提出和平是暂时的，应居安思危，他发现京营守卫存在严重问题，于是着手改革兵制。明朝京营主力分五军、三千和神机三营，跟着时间推移，规模庞大但指挥困难，土木一战后缺乏能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领。于谦在景泰二年从三大营选出十万精壮军士分五团操练，名曰团营法，次年增加到十五万，分别十营，每营设都督、督指挥等军官，精确编制小队，统一号令，提高了军队指挥效率，未编入团营的军士仍属原三大营训练。于谦在景泰朝前三年主要处理军务，剿灭东南地区伙匪叛乱，使大明境内基本安定。

  景泰三年，朱祁钰羽翼丰满，决定改立太子，准备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，于谦未参与此事，但因此事被参奏弹劾不断。于谦性格刚直，不结党营私，得罪不少人，虽被视为忠臣贤臣，但仍遭弹劾，他对此感到无奈，写《再一起罢书》请求辞官回乡，朱祁钰因依赖于谦维持政治平衡，未予批准。

  景泰七年，于谦生病，朱祁钰派人探望，得知他住在朝房后，派太医会诊，还亲自登万岁山伐竹取栗为于谦治病，并赐他每日不必临朝。然而，石亨等贵族借此机会弹劾于谦权力太大。同年十二月，朱祁钰病倒，于谦率领大臣问安，后被叫进宫，朱祁钰称病好后靠于谦，此时朝廷最关心太子问题，因朱祁钰病重且无子嗣，皇位继承成焦点。于谦等大臣商议复立朱见深为太子，内阁王文反对，认为不能代表皇上决定，于谦又与王直、胡滢等人商议，决定奏请朱见深监国。正月十一日，于谦等人在左顺门外问安，司礼监太监兴安暗示皇帝时日不多，大臣应以社稷为重，萧微贞提出将“建”改成“择”，引发诸多猜测，反映出六部和内阁的割裂状态。正月十三日，朱祁钰批复奏本决定十七日临朝决定大事，然而十六日夜，石士亨、徐有贞等发动夺门之变。

  石亨等人因与于谦有私仇，且为拥立之功铤而走险，他们找到朱祁镇，获得同意后，于十六日夜以报警名义进入大内，拥朱祁镇复位。于谦在此次政变中被捕，二十一日，景泰八年改为天顺元年。石亨等人唆使肖维真以拥立藩王入京的罪名处死于谦，于谦平静面对，他知道这是欲加之罪，自己必死无疑。徐有贞称不杀于谦此举无名，朱祁镇起初难以承受杀于谦的压力，但为给复位找理由，终究是同意杀于谦。于谦被杀后，查抄其家产时发现他一贫如洗，仅有朱祁钰赐的蟒袍剑气。于谦之死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悲剧，他本可利用职权防范危险，但因性格刚直、热爱国家，不忍国家陷入危机，未作抵抗，最终被冤杀。

  于谦的一生，是光明磊落的一生，是为国家、为民族无私奉献的一生。他少年时以文天祥为偶像，立下宏伟志向，青年时不畏强权，在地方任职期间做出诸多功绩，中年时担当巡抚，危难时挺身而出，力挽狂澜拯救明朝于危亡之中。

  他的高风亮节和伟大功绩，值得每一个人敬仰。他虽已逝去，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，激励着后人秉持正义、忠诚为国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于谦就是那璀璨的星辰，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，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英雄，是那些为了国家、为了民族，不惜牺牲一切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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